再次见到刘香成，是在一个有点特别的日子里：201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十周年。
十年前，距奥运会开幕只有1个月时，这位在国际传媒界早已功成名就的华人新闻摄影家，编辑出版了一部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收入88名中国摄影师数十年来有关中国的作品，以6种不同语言（不包括中文）全球同步发行。
再往前7年，即2001年7月13日，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刘香成正好住在东侧的贵宾楼饭店。遥望广场上肆意庆祝的人群，他不禁心生感慨：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人自己，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能不能从视觉方面理解，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这一段？
时光的镜头推移到距今四十余年前，初回故土的刘香成，是美媒派驻中国的一名年轻摄影记者，头发蓬松，留着小胡子，年方26岁。他以耳闻目睹和手中的相机，不经意间并记录了当代中国调整航向的那一个重大时刻。
笔者初次认识和采访刘香成，也将近是十年前的事了。他的人生阅历和职业成就，在后生晚辈心目中，只能用“景仰”二字来形容，但多年来他留给笔者的印象，是一如既往的低调、平和、亲切。8月8日下午一时许，在他3年前创办的上海艺术摄影中心展厅内的休息区，我们稍事寒暄，随即进入正题。他先提到了的老同事潘文（英文名John Pomfret）。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潘文，以交换留学生身份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是后第一批踏足中国的美国大学生。1986年起，他成为驻华记者，1998年升任《邮报》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现在是邮报分社社长。
2006年，他用英文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教训：五位同学及新中国的故事》，讲述当年南大历史系八二级同学的个人经历，通过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中国社会的变化。他本人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
不久前，中国国内颇有影响的财新传媒的一位专栏作者约访了潘文。潘文在访谈中说，他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派到美国的记者，通常会待在纽约，他们很喜欢往各种研究中心和智库跑，经常跟专家、学者交流，却较少有人对美国普通百姓怎么想感兴趣。
刘香成认为，毫无疑问，美国的智囊精英对中国问题或其他许多问题都有发言权和影响力，他们要不就是得到、两党的支持，要不就是背后有各大银行、高科技集团的，美国的模式是让不同观点竞争，谁上台执政，谁的智库意见便占据重要，中国主流的记者对他们格外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觉得，我的前同事点出了中国记者一个很大的毛病，他们习惯于以在中国形成的‘官本位’思维去看待美国。”刘香成说，“中国记者对美国老百姓的关注非常缺乏，都在各种高端座谈会上穿梭，对美国决策者和精英们的报道，往往超出正常应有的比例。”
他说，来到中国的记者，则多能两者兼顾，特别是早期中国刚对外的时候，驻华记者们与沟通渠道不是特别畅通，而对普通的日常生活反而有更多观察。而近年来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有曾任《华尔街日报》及《环球报》驻记者，也为美国《国家地理》撰稿的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他以自己在中国四川等地基层工作和游历的体验，写成《江城》《寻中国》《奇石》等“中国三部曲”，并均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何伟在华时的女友（现在已是夫人）张彤禾（Lesley Chang），同为《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她把关注目光放在中国最前沿——深圳和东莞——成千上万的普通打工女孩身上，写了一本书叫《工厂妹》（Factory Girls）。
其实，翻开刘香成那本堪称经典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198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英文初版，2010年首个中文版在中国内地发行），细细品味书里的将近200帧照片，会发现那也是初期，经历着天翻地覆巨变的中国人看似平淡的日子的视觉记录。
“刘香成的镜头抓住了社会变革的初现，许多来自日常生活中幽默与感人的画面，体现了时尚与保守、舶来品与原生态并存的情景。领导人、知识、文艺界的个体影像，普通老百姓的特写，也被一一定格在画面中”，该影集的书前推介中点评道，“这短短8年时间拍摄的照片合在一起，展现了当时的中国所走过的、从‘’后的困境中的复兴之。”
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于，自小在家乡福州接受启蒙教育，后来辗转赴美国纽约学习国际并接触新闻摄影的刘香成，在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作为刚刚出道的“美籍华人摄影师”重返中国内地，先后担任《时代》周刊和的驻华记者，亲历了中国走出混乱、摸索前行的最初一段岁月。而他心心念念的“平民视角”，也许正是后来取得过人业绩的“独门秘笈”吧。
接下来的话题，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让人看不透又不得不说的特朗普。
他说，《邮报》记者曾经有种半开玩笑的，美国是由九个“国家”组成的，其中一个是“锈带”。所谓“锈带”，即指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包括、、克利夫兰和等大工业城市，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制造业急剧衰落，导致这一带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增加，闲置设备锈迹斑斑，故有此称。据说很多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40年来实际上没有什么提升。他们痛感受到损害，自然成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号召的铁杆粉丝。
“但我个人并不赞同因此而对中国作过分片面的，”刘香成说，“沃尔玛超市也把大量中国生产的廉价电器送到美国工薪阶层的面前，对他们同样有明显的好处。”
他认为，在中国过程中，不少把握时机来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和商人，是赚了大钱的，赚钱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多说什么。到后来市场变化了，中国厂商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商遇到经营上的困难，难免会有所抱怨。那些和他们走得很近，比较激进的及智囊，就忍不住要借用“”“”之类话题，来给中国压力。
刘香成又举了一个例子：2004年撰写了有名的《共识》研究报告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当时，雷默是约翰·桑顿（曾任高盛公司总裁）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大学教授。他早年加入《时代周刊》，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国际版面编辑，特别受到亨利·基辛格的赏识，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常务董事。
在译成中文长达3万字的《共识》的结尾，雷默断言“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因为许多年来，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关注平等、对有关与义务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雷默还写道，当1978年首次“打开”中国大门时，邓说他的愿望是，中国在实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能够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帮助其他国家上，利用中国的影响力重塑这个世界，使它变得更加安全、平等。2003年，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大关，而如今这个国家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一些经济手段来帮助这个世界，还拥有另外一个手段，那就是它的典范作用，也许这正是当年所设想的。
但到了2010年，雷默积极乐观的口风有所转变，他道：一旦在华美国商人抱怨声加大，事情就会失控，中美的各方面摩擦将一加剧。事后看来，他可谓不幸而言中。而更深层次的背景是，雷默离开新闻界转到基辛格公司，个人身份变了，所处不同了，他要替美国的跨国公司游说中国，他的这一反应，可以说代表着美国政商两界精英目前对华的一般感受。
一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过去的东方大国“和平崛起”，另一面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称霸的超级大国如今有些力不从心，加上眼中，中国近年在国际上日益主动的表现，刘香成觉得，有一些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
他说，2001年前，美国的、两党达成共识，支持中国加入WTO，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尽快融入世界秩序。而此后的十多年来，两党在对华态度和策略上，都产生了疑虑，也越来越频繁。有人甚至抱怨，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只是一厢情愿，中国方面日益强烈的“复兴”声浪，更让他们感到不适。
2013年10月，刘香成出版新影集，书名简洁而直接，就叫《刘香成 中国梦》。他说，我所理解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经济发达、体制健全，让人由衷羡慕，但那些赞美的话，还是应该由别人去说。
他举例说，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包括一向自视甚高的欧洲人，对美国都是普遍尊敬的，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进步，但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追上甚至取代美国的程度，美国的全方位优势，特别是产业上的优势，建立在两百多年以来英国工业留下的极为雄厚的基础上，我们不能看到美国或欧洲内部一天到晚在闹，就断言在衰落。有些人那么说那么写，只能显示其。
“当然我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一个‘模范社会’，英、德、法等主要欧洲国家，也并不觉得美国就是‘模范社会’，现实中种种矛盾太复杂，凡事不能简单下判断。”刘香成强调。
在《中国梦》影集的前言部分，收入了刘香成的长期合作伙伴、摄影艺术家凯伦·史密斯对他的长篇访谈。在访谈中，他说：
基本上我认为中国人还在为一些现代问题纠结着。这些都来得太突然了。每个中国人都会承认，他们大大低估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你不去研究中华人民国的前三十年，你就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想要赶紧夺回时间，想要弥补这“失去的几十年”。三十年持续的经济是中国专注弥补“失去的几十年”的一种方式。中国在与传统彻底割裂的过程中了，重新回到“真实的本质”需要时间。
他还说，今天，大量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的某些不当社会行为让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民侧目，后者所经历的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步接着一步，而中国经历的现代化，就像是高速前进的二手车。
英国《金融时报》前记者詹姆斯·金奇写了本名为《中国震撼世界》的书，英国左翼学者马丁·雅克也写了一本《中国世界时：世界的尽头与新全球秩序的诞生》。仅从以上标题便可以看出，当学者写这些著作时，对中国近三四十年巨变的满怀诧异，而刘香成说，他们可能还未曾意识到，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发展速度，也一样十分。
童年的刘香成在中国接受小学教育，后来回到出生地中国接受英国殖民教育，又远赴纽约接受了教育。当他开始做摄影记者时，和美国同事一起工作，他们中很多人都会中文，但他很快察觉到：在新闻界，报道是以“”的世界观为中心的，中国人永远不会看到自己被人描述成什么样。
“早年间我在长大，即便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仍为我扎下了中国的根，”刘香成在回应凯伦·斯密斯的提问时说，“虽然这种二元论的观点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也给质疑和自省提供了空间。”
在为《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所写的序言《伟大的照片是思想的呈现》里，帝奇亚诺·坦尚尼（《》周刊20世纪80年代初驻分社社长）评论道：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因为一个中国人无论生在何方，都能在那些天空、沙漠、河流中感觉到，中国大地就是他这一切的母亲。”
中国刚刚起步的那段时光里，坦尚尼曾与刘香成在华“并肩作战”。他觉得，刘生活在中国一个特殊时期，古老的中国已经厌倦了和与世，正在向世界，用困惑和好奇的眼顾四周，充满着不确定和希望。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旧的气氛，并感受到人们面对新事物时的震颤。
在他看来，“后时代”获准驻京的一小群记者的新闻报道中，刘香成的始终是最深刻的。他的视觉叙事中包含了所有的东西；日常中国的气味和氛围，在此之上，中国人开始享受到一些“重建”的，这是私人空间和个体重新发现的快乐，虽然被忽视、断裂且有些过时，但仍是伟大的、线;而四十年后的今天，刘香成自己仍然着那种时时“质疑和自省”的习惯和。他非常欣赏籍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1924—）拍摄的影集《美国人》中对美国的独特观察方式。
1955~1956年的两年里，弗兰克这个“异邦人”驾驶一辆破旧的二手车遍游美国大地，对美国特别是纽约、、、等大都市进行“通过视觉的文明研究”。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工作并不是仅仅为了拍照，而是为了在我的美国照片中给出一种观点——美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但这里有许多我不喜欢并且绝对不会接受的事物，我也试着在照片中展示这些。”
刘香成说，弗兰克有着欧洲教的世界观，他拍摄的照片，传达了他在辽阔的美国感受到的疏离感，与大多数初来乍到的摄影师不同，他不认为美国光怪陆离，虽然最初美国人感觉被，但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弗兰克以及他那本后来享誉世界的《美国人》。
不知道中国的读者至此会不会联想起，刘香成本人在1976年以“异邦人”身份重回故土时所激发的创作热情，以及悠长的四十年来，他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局内人”所抱有的复杂心绪？
采访当天，正值酷暑，上海午后的室外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刘香成拿出两瓶冰凉的饮料，瓶身上的商标以俄文字母印刷。他解释说，这原来是一种俄罗斯品牌的饮料，近年来由中国厂商进口销售。
对刘香成的经历稍有了解者都清楚，苏联及俄罗斯对他的特殊意义。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就是1991年底任驻莫斯科分社首席摄影记者时，独家拍摄苏统戈尔巴乔夫签署苏联解体文件的那一个历史性瞬间，他因此与同事一起荣获第二年的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
刘香成透露，目前他正在筹备编辑一本主题为近现代关系史的影集，计划明年（2019年）上半年公开出版。
他有幸了四十年前中国的波澜初起，也巧合，捕捉到曾经的超级大国之一的轰然坍塌。时光流逝，烟尘散退。迄今为止，至少从经济的实际来说，两国之间走势高下分明，那瓶喝起来说不清是何滋味的俄罗斯饮料，也许是某种具体而微的象征。个中甘苦，识者自知。司马南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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