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果表明，2016—2050年中国城市化增速趋缓，按三种预测方法平均计算，年均提高0.793个百分点，2020、2030、2040年和2050年城市化率分别为60.34%、68.38%、75.37%和81.63%。城市化增速趋缓将导致我国城市化发展累积的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等显露，也使得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重点应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中的地域集中过程，城市型景观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Friedmann，1966）。城市化发展呈现一定规律性特点。Northam（1975）注意到城市人口比重变化的Logistic曲线特征，并且将其分为三个演化阶段。陈彦光、周一星（2005）借助系统论的有关思想，进而运用导数原理、Logistic曲线的内禀特征尺度以及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模型修正并且改进了Northam曲线，得到一个四阶段的划分结果，即城市化初期阶段、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减速阶段和城市化后期阶段。
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2015年达到55.61%。未来中国城市化将以怎样的速度推进？中国城市化速度是否步入了趋缓阶段？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如果城市化速度趋缓意味着中国城市化人口和相关产业的空间配置将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总体战略也应当随之发生变动。本文在简要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城市化速度进行预测，并提出应对中国城市化速度变化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1949年，全国只有132个城市，城市化率仅为10.6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使得城市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极其有限，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导致农村居民难以向城市转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担心城市人口与福利对财政的巨大压力，把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相关的建设视为“非生产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遏制了城市化发展。1952年至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从1952年的12.5%提高到1978年的17.9%，平均每年仅增0.20个百分点。而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39.1%，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中国城市化水平和速度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后，为解决经济发展速度滞后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问题，中国开始调整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导向，逐步降低重工业的发展比重，重视发展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我国实施对外战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相关的工业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特别是“三来一补”相关的加工制造业在沿海地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居民流动到沿海地区就业，进一步促进了沿海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成为国家战略，列入“十五”计划，由此城市化得以快速推进。中国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5年的55.61%。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8%，人口为全国总量的30%，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68%，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62%，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超过90%。如果计入县级城市，则所占比重更大。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明显缩小。尽管中国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16个百分点左右，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左右，但是高于世界平均城市化率3个百分点左右。
总结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在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化速度的变化呈两侧带有长尾的倒U形曲线。即城市化初期（城市化率＜30%）和后期（城市化率＞70%）速度缓慢，位于曲线两侧平缓的尾部；城市化中期速度较快，位于曲线中部的U形部分；曲线%的时期；在城市化中前期（30%—50%），城市化呈加速的态势；在城市化中后期（50%—70%）是城市化减速推进时期（魏后凯，2011）。从世界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来看，也呈现出城市化率50%左右是城市化速度高峰时期的特点，其后城市化速度明显放缓。
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速度来看，人均GNI10000美元之前，城市化速度较为容易保持较高水平，人均GNI超过10000美元之后，城市化速度明显下降。Brulhart·Sbergami（2009）根据105个国家和地区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城市化演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前提或临界值，这个临界值被认为是约一万美元的人均收入，超过此水平的国家城市化的演进、经济增长将不再保持同向变化。
关于城市化速度的预测，近年来已经形成了诸多预测方法和模型。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类：1.曲线）利用诺瑟姆曲线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符合标准的“S”型曲线规律；屈晓杰和王理平（2005）修正了该预测模型，他们假定标准的“S”型曲线中城乡之间人口增长率差距始终保持不变。2.时间序列模型。如李林杰和金剑（2005）根据中国1949—2004年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序列资料，构建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并进行检验和预测。3.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类模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提高城市化水平。如钱纳里（1995）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结构将随之发生大的转变，首先是工业化，即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其次是城市化，即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不断增加。4.联合国城乡人口比预测方法。
考虑到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结果偏差较大，本报告分别使用其余三种方法估算2020、2030、2040年和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经济增长无疑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力，通过估计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弹性，并假设其在未来保持不变即可估计出未来城市化水平。但是，经济模型法相比前两种方法，误差更大。一方面，选择影响城市化水平的经济因素受数据可得性，实际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偏少；另一方面，经济模型的选择也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利用经济模型往往不能直接得到预测值，还需要知道模型中经济因素的发展趋势，由此才能估计出城市化的水平。综合起来，其估计误差可能被放大。我们利用对数线性模型估计了P对城镇人口的拉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估测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分别采用1952—2015年、1978—2015年两个时段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进行分析（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但由于1978年后城市化增速较快，使用1978—2015年数据进行预测估计结果偏差较大，因而最后使用1952—2015年数据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能增加0.18个百分点的城镇人口。在经济增长的预测中，大都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将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总结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大多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7%，大致在6%至7%之间。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4）预测速度为6%—6.5%；世界银行（2016）预测中国2016、2017年和2018年三年经济增速分别为6.7%、6.5%和6.3%；李扬、张平等（2013）预测2016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7%—6.6%之间。可见，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综合各方P增长率预测结果，我们可以得出2016—2020年P增长率平均大约为6.5%，则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14个百分点；2020—2030年P增长率平均为4.5%，则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55个百分点；2030—2050年中国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P增长率平均为4%，则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76个百分点。相应地，2020、2030、2040年和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61.08%、69.63%、77.23%、84.83%。
我们使用三种不同方法预测结果有所不同。按照曲线拟合、经济模型和城乡人口比增长率三种方法预测，2016—2050年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幅度分别为0.876、0.87和0.627个百分点（见表1、表2）。三种方法预测结果的平均值为0.793个百分点，即2016—2050年间城市化率年均增加0.793个百分点。“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幅度分别为1.44个、1.35个和1.39个百分点。在“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降至1.21个百分点。其中，2011—2015年，依次为1.34个、1.32个、1.28个、1.24个和1.20个百分点。对比中国城市化前期速度，中国未来城市化率年均增幅下降概率较大，速度将明显趋缓。
事实上，从中国农民工劳动力转移数据来看，中国城市化也已经增速放缓的趋势。尽管中国农民工总量从2010年的24223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27747万，但是每年新增农民工从2010年的1245万人下降到2015年的352万人；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年增量从2010年的802万人下降到2015年的63万人，基本处于零增长。
城市化增速放缓可能会产生以下影响：一是相关风险将显露。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主要依赖土地财政，依赖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城市化速度趋缓将降低房地产需求等，也将削弱地方财政收入，由此导致地方债务能力降低，进而导致我国城市化发展累积的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等显露。二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减弱。城市化发展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拉动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跨国家比较数据研究也表明城市化率的提高与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城市化速度趋缓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经验，在城市化中前期，通常城市化更多地表现为数量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此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和资源问题。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城市化的中后期，都经历了城市化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折，城市发展更注重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生态和推动产业升级。应对我国城市化速度趋缓，重点是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作者单位：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吴三忙，中国地质大学；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